蒋志青

   2020年4月2日，《钝角网》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写的《新冠危机凸显了不同政体下，领导人是否获得公民信任及称职的问题》（以下简称《福文》）。

  《福文》第三段，福山提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此文最后一段，福山的结论是：“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就哪种政体更有能力在疫情大流行中生存下来得出普遍性结论。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的表现没那么好，但韩国和德国等民主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政体类型，而是公民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以及这些领导人是否领导着一个称职而有效的国家。在这一点上，美国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让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笔者不同意福山的结论。本文将首先分析《福文》，指出福山的逻辑混乱问题。再通过对比，生活在集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中的国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任，以及两种政体中领导人称职状况，得出普遍性结论：政体类型是重要的。民主政体中的国民比集权政体中的国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任度要高；民主政体的领导人要比集权政体的领导人更称职。原因在于国民的自由度在民主政体中比在集权政体中要高。

        福山的逻辑混乱

 《福文》第八段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完全理解对行政权进行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约束的必要性。但汉密尔顿也认为，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法院和国会都不可能采取果断的行动。国家的危险会在战争或国内叛乱时期出现，也可能产生于不可预料的新情况，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流行病。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种类应视情况而定，在和平时期看起来适当的做法，未必能在战争或危机时期适用。因此，宪法第二条确立了行政部门的地位，它的权力和权威在建国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增长。

  在《福文》第九段中，福山举例给予说明:行政权力的增长是由紧急状态下对强有力的行政的需要推动的，例如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08年、1929年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动员了100万人的军队，---当为欧洲战争提供物资的美国铁路陷入绝望的混乱时，伍德罗·威尔逊让铁路变成了国有企业;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绕过国会实行了租借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动用数千亿美元支持具有系统性关键作用的金融机构(包括几家外国机构)，---可以看出，在必要时，美国往往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

　据此，在《福文》第十一段中，福山认为：因此，尽管美国一开始可能行动迟缓，但一旦加快速度，它可能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能力。由于美国的国家权力是以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它比其他政权更持久;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可以以中国无法做到的方式，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此外，尽管联邦制瓦解了权威，但它也为新想法的诞生提供了由50个州组成的实验室。在本次疫情中，与陷入困境的联邦政府相比，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们一直愿意更快、更果断地应对疫情。

 《福文》以上内容告诉我们，“美国的国家权力是以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在必要时，例如，在发生大的疫情时，“美国往往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美国政府可以以中国无法做到的方式，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一旦加快速度，它可能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能力。” 以上对比中美政体能力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政体类型是重要的”，而不是福山在其《福文》第三段的判断：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也不是最后一段的结论:” 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政体类型”。

    福山关于政体类型的论述，逻辑混乱，前后矛盾，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那么，福山的逻辑混乱的原因何在呢？

  福山在《福文》第十六段中，指责特朗普不愿认真对待新型冠状病毒，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否认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坚称，围绕该病毒的恐慌是民主党推翻特朗普总统任期的阴谋。特朗普本人在短暂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战时”总统后，宣布他希望在复活节前重新开放这个国家。---他可能还在盘算在重新开放的那天上演一场全国性的感恩节庆典，在他的计划里，这种庆典可能会对他的连任机会产生影响。

  福山在《福文》第十七段中说：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引发的强烈的不信任，以及他们向支持者灌输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将产生可怕的后果。福山指责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乐于奖励裙带关系。

  笔者在前文中讲过，《福文》第十一段中的内容已经告诉我们，在发生大的疫情时，“美国政府可以以中国无法做到的方式，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以获得美国国民的信任，从而能够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在《福文》第十七段中福山又说：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引发的强烈的不信任，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以上两段不仅证明福山论述的前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福山将国民对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的信任和混同了对美国“政体的信任”。对特朗普总统“个人的否定”和对特朗普政府的否定，变成了对“美国政体”的否定。

  福山对特朗普总统的否定是他的个人行为，至于对错，笔者不予讨论。笔者必须指出，否定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并不能否定“美国政体”。福山自己在《福文》第七段中也说过，“自由民主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它平衡了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即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之间的关系”。美国政体的约束机制，能够制衡美国总统的错误，降低国民的信任风险。民主政体的信任度高于集权政体。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福山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蔑视”扰乱了他的思维，出现逻辑混乱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了。

      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的本质区别

  为什么”政体类型是重要的”，政体与“国民对领导人的信任以及领导人的称职状况”的关系如何？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哪一个能够提高国民对领导人的信任和领导人的能力？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简单定义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的本质区别，然后在“自由与信任”和“自由与能力”两小节中加以阐述。

      民主政体

    民主政体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政治体制。

  民主政体的核心原则是“主权在民”。国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平等权、信仰权、结社权、选举权、言论权、出版权以及集会权等等。

  民主政体是一种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并保障少数人的权益不受到侵犯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体制。国家事务管理机构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间接自由选出的对公民负责的代表行使权力的组织机构。

  民主政体组织结构的核心原则是分权。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将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议会、法院和政府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相互监督和权力相对平衡，限制任何一方权力过大。

    民主政体中，随着新闻媒体逐渐发展茁壮，它成为第四权，是一种对政府的重要监督力量。

 民主政体的核心价值是自由。阿克顿说过，自由是一个成熟民族的精美成果（阿克顿《自由史论》）。自由是个人选择的权利。正是有了选择的权利，国民才能够享有平等权、信仰权、结社权、选举权、言论权、出版权以及集会权等等。国民一旦拥有的权利，就拥有了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没有选举自由，国民就没有选举权利，就不存在“主权在民”，就不会有民主政体；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民就不能监督政府，降低政府的错误政策、法令带给国民的伤害。自由是对国民权利的伸张，也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正如阿克顿所言，自由本身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 （阿克顿《自由史论》）

    美国是一个“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政体国家。

  美国的主权在民。国民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用福山的话来说，“美国的国家权力是以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国家权力机关“三权分立”。新闻媒体拥有第四权。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集权政体

   集权政体是一种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核心原则是“主权在个人或少数人”。个人或少数人拥有国家权力。国民没有权利，没有生命权、平等权、信仰权、结社权、选举权、言论权、出版权以及集会权等等。

  集权政体是一种基于保障个人或少数人的权益不受侵犯的原则，由个人或少数人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体制。国家事务管理机构不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间接自由选出的代表，而是由通过谎言和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个人或少数人行使权力的组织机构。

  集权政体组织结构的核心原则是集权。集权的目的在于保证个人或少数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将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个人手中，或者集中在一个政党手中。

    集权政体中，新闻媒体仅仅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或少数人传声筒，没有监督集权政府的权力。

    集权政体中，国民没有自由。

     朝鲜是由一个政党统治的集权政体国家。

  朝鲜劳动党通过欺骗和暴力夺取了朝鲜政权。朝鲜宪法将朝鲜定义为一个“由朝鲜劳动党完全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该党被宪法赋予唯一合法的领导地位。朝鲜的最高领导人握有国家的绝对控制权，以保障其家族的统治。朝鲜国民没有选举权。尽管朝鲜宪法明文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但事实上，朝鲜政府密切监控国民的生活，严厉限制民众的言论，国民缺少最基本的生活自由和言论自由。朝鲜是一个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

      综上所述，自由是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的本质区别。

      自由与信任

  在《福文》第五段中，福山提到，在将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的过程中，信任是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必须相信行政部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正是美国今天所缺少的。笔者要问福山的是：国民对集权国家的信任不缺少吗？

  《福文》最后一段，福山说：“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政体类型，而是公民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以及这些领导人是否领导着一个称职而有效的国家”。

  本小节，笔者将比较民主政体和集权政体中，国民对领导人的信任度。下一小节将比较民主政体和集权政体中，哪一个政体的领导人更称职且有效。

     信任是一种能力。

  在民主国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否获得信任主要取决于：公民的信任能力、领导人的取信能力和国家政体的约束。

  公民的信任能力取决于公民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他们要尽可能详细地获取领导人竞选者的竞选纲领、竞选活动中的表现和竞选辩论中的较为全面的信息，然后分析竞选者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价值，以及竞选者兑现承诺的风险，进而投票给那个能够满足自己期待的竞选者。

  领导人的取信能力同样取决于他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他们尽可能详细地获取选民的需求、价值信息和竞争对手的竞选纲领，从而分析如何满足与自己利益、价值相符的选民的需求，制定出自己的竞选纲领，提高选民的信任度，以及在竞选活动中和竞选辩论中战胜竞争对手的策略。

  国家政体的约束主要是，法律保证，任何人和组织提供的选民需求、价值倾向、竞争对手等信息是真实的，禁止提供不实信息，以降低不实信息带来的信任风险。

  民主国家国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民能够充分诉说自己的需求和表达自己的价值倾向，领导人竞选者能够充分阐述自己的竞选纲领。这样，民主国家的国民大都能够获得竞选者的信息，从而依据自己的分析，选择他们所信任的竞选者。领导人竞选者也能够获得选民和竞争对手的信息，从而依据自己的分析，制定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力争赢得选民的信任。

  集权国家不存在选举制度。有的国家领导人是继承父辈，有的国家领导人是隔代相传。领导人根本不必在意国民的信任。

 即便有的国家存在一些假模假样的选举，国民也往往不知道竞选者的详细信息，国民的信任能力低下，只能盲目投票、被动投票，不参加投票的人也大有人在。竞选者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和价值而是根据上司的意图参加竞选，反正一切由上司决定。竞选者的取信国民的能力低下，取信上司的能力不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民主政体中的国民对于领导人的信任度是高于集权政体的。

  在《福文》第十四段中，福山认为，对高层的信任，在美国的体系中，也就是对总统的信任。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在各自的危机中都享有高度的信任。作为战时总统，这三位成功以他们自己的身份象征了国家的斗争。---而今天的美国则面临着一场政治信任危机。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35 - 40%的人口，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被灌输了关于“深度国家”的阴谋故事，并被教导不去信任那些不积极支持总统的专家。---以上情况都凸显了对总统及其政府班子的信任的挑战。

  福山讥讽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35 - 40%的人口，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国民信任度不过是35 - 40%。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这根本不算问题。因为，民主政体降低了信任风险。其一，美国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有新闻媒体的监督，特朗普敢于撒谎的几率是很低的。其二，美国是一个选举自由的国家，如果信任度低于竞争对手，特朗普就根本选不上。选上了就说明特朗普的信任度高于其他竞争对手。其三，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有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再加上有新闻媒体的监督，特朗普敢于失信的几率也是很低的。如果失信，2020年不再选举特朗普罢了。

  朝鲜的金正恩不需要选举，没有必要取信于民，他的信任度高吗？放下他手中的枪杆子，就会真正知道朝鲜国民对他的信任度了。

  在美国这个民主政体国家，特朗普的信任度不高于50%，也许是一个问题。不过，与集权政体领导人用枪杆子强迫国民信任相比，这个问题有多大呢？

  在《福文》第一段，福山写道：“今年1月，当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在中国爆发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体制阻碍了关于疫情严重性的信息传播。---事实证明，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受到类似的压力，他们想要淡化疫情的危险，无论是为了避免损害经济，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是这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是如此”。

  受到生活空间的限制，笔者没有获得福山所说的“事实”信息。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就中美这两个不同政体的国家相比，美国的信息透明度要高于中国。在新闻自由的美国，不仅对于疫情，而是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有太多“吹哨人”，太多的新闻媒体，等着爆料以引起国民的关注。中国呢？“吹哨人”受到训诫，绝大多数中国媒体按照上面的指令有选择性地进行报道。这一事实证明，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想要淡化疫情危险”的可能性，要低于集权政体的领导人。民主政体的领导人在国民的注视下，必须尽可能地信息透明，以取得公民的信任。否则就会像尼克松那样下台。

       自由与能力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若想健康地运作，必须做到公共产品能够满足国民需求、质量好且价格便宜。政府要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它所支付资源的资金是由纳税人提供的。国家征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民获取公共产品的需要。遵循公共产品效用——费用——税收的程式，税收成为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是人们享用公共产品所付出的代价。税是纳税人用来支持政府运作，购买公共产品所必须支付的货币。要降低税收，政府就不得不在降低公共产品成本和行政管理费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上下功夫，从而做到公共产品价格便宜。满足国民公共产品需求、提高质量和降低税收这三大业绩指标是衡量政府健康运作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国家领导人是否称职且有效的重要指标。

    所谓领导人的称职，是指他的能力与其担任的职位要求相称。

    国民是如何获得领导人的能力信息的呢？

 民主政体是通过民主竞选来获取领导人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信息的。民主竞选是人力资源与国家权力（公共产品提供权）的优化配置过程。在民主政体中，社会是开放的，公共产品不是垄断的，每个人及每个组织都可以参与提供公共产品的竞争。承诺能够提供满足国民需求、质量好和税收低的公共产品，并且得到国民信任的竞选者将获得竞选的胜利，掌握国家权力，而竞选失败者将落选。

  民主政体是一种政治机会平等机制，人人都可以参与提供公共产品的竞争。同时，民主政体作为一种社会选择力量，提供竞选者的能力差别信息，给与提供公共产品能力强的人以国家权力，从而提高公共产品的效率。

  集权政体没有民主竞选制度，公共产品为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国家权力只属于个人或少数人。集权政体剥夺了大多数国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机会，造成了国民参政机会的不平等，致使不具备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人掌握了国家权力，排除了那些具有提供共公共产品能力的国民，致使政府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民主政体选择领导人依据的是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个人统治的君主集权政体选择领导人主要依据血缘，能力其次。少数人统治的政党集权政体依据的是内部人的忠诚，能力也在其次。民主政体通过竞选选择领导人，集权政体选择领导人是血缘继承或上司指定。

  从选择领导人依据和选择制度上，我们可以得知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集权国家的领导人更为称职且有效。这也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虽然民主政体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相比于集权政体，不会导致大的社会灾难。前苏联曾经产生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国的三年灾荒，笔者这一代人仍然记忆犹新。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有关国家能力的定义：所谓国家能力，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能力，具体表现为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

  这个国家能力定义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那就是忽视了国家政体能力。因为，中央政府能力受到国家政体能力的制约。本文前面已经论述，民主政体的中央政府比集权政体的更有力量。比较一下两种不同政体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产业发展差距、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利用差距就可得知。本文不再详细论述。

      结束语

 在《福文》第三段，福山提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

    福山，你放弃简单的二分法，那你要用几分法？四分法吗？

   高效的集权政体，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高效的民主政体和低效的民主政体吗？

 笔者要说的是，无论是高效的集权政体，还是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国民没有自由。同样，无论是高效的民主政体，还是低效的民主政体，其本质也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国民享有自由。

 福山没有识别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的本质区别：国民是否有自由。从自由视角来判断，只有两分法：自由政体和不自由政体。

  在此文中，笔者没有任何理论创新，讲的都是常识。为什么作为学者的福山竟然无视这些常识，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政体类型”。他没有认识到：政体类型是重要的。民主政体国家的国民比集权政体国家的国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任度要高；民主政体国家领导人要比集权政体国家领导人更为称职且有效。他忘记了他自己在《福文》第十一段中提供的两个政体能力的比较案例;尽管美国一开始可能行动迟缓，但一旦加快速度，它可能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能力。

    为什么福山背离了常识？

  笔者认为，由于对特朗普总统的认知偏见，福山以偏概全，用个人片面的观点看待美国政体。他没有认识到，每一种类型的政体都可能出错，但是概率不同，危害程度不同。逻辑混乱的福山，对特朗普的歧视连累了民主政体，矮化了民主政体。作为一个学者，福山的问题是严重的。

  《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这一点上，美国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让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生活在民主政体国家中的福山可以对美国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表示担忧，而生活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百姓只能接受不断加深的集权主义，不能够表示担忧。这就是集权政体国家和民主政体国家的区别。

      对于国民自由来说，重要的是政体类型！

      2020年4月4日 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