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青

 2020年4月23日，《钝角网》刊登了《一个90后的思考：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一文。中学时期，作者张桐硕首次接触了GDP的概念。当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比，中国实在太低了。从此，他的心中就有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此时的张桐硕把GDP作为衡量发达国家的指标。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后，张桐硕成长了。他不再琢磨着中国的GDP，何时能与发达国家试比高。他认识到“没有强大的产能支撑，高高在上GDP不过是空中楼阁，不要太当回事。---与GDP同样重要的，是每个个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们能自在从容地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读了此文，笔者真为90后的成长感到高兴。

    笔者在此文中想谈的是，要思考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首先要定义“发达国家” ，然后列出“发达国家的成因”，再通过比较，找出中国之不足，预估解决这些问题大概需要的时间，即可估计出，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了。

      人类发展指数

    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成为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1990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公布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人的健康长寿、受教育机会、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自由度等指标的综合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联合国2000年《人文发展报告》指出了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技术发展的关系，首次列入了技术领先的指数。其中，“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是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数值。“人类发展指数”分为极高（0.8及以上）、高（0.799~0.7）、中（0.699~0.550）、低（0.549及以下）。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是发达国家。

  对于衡量发达国家的指标，一直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人坚持民主制度是发达国家的成因，有人相信一个具备自由市场的经济体是促成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也有人认为先进技术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一些机构评估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通常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科学技术水准等指标。

  笔者将以上指标分为两大类：结果指标和成因指标。“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指标”是国家发达的结果指标。“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是国家发达的制度成因指标，“工业化水准和科学技术水准”是国家发达的生产力成因指标，“生存环境”是国家发达的条件成因指标、“自由度”是国家发达的核心成因指标。

  “工业化水准和科学技术水准”是国家发达的生产力成因，这已经为现代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也被世界上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所承认。“生存环境”通常特指某个国家所面对的特定生存条件，如就业、医疗、教育、福利、卫生、法制、防治污染等的统称。生存环境直接影响“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被世界上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所承认。因此，笔者将不在本文中阐述工业化水准、科学技术水准和生存环境成因指标。

  “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是国家发达的制度成因，“自由度”是国家发达的核心成因，虽然已经为现代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但是并没有为君主制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以下两小结，笔者将通过讲述经济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来阐述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成因指标和自由度核心成因指标与人类发展指数结果指标的关系。

       经济自由度

   经济自由度是指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不干预市场，实现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程度。经济自由度是国际评价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化程度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自由度反映了经济运行状况，与经济建设有正相关性。经济自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财富的创造成正比。

     市场提供私人产品。例如，食品、服装、住房、电视机、手机等产品。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只有让能力高的人或组织来配置资源，资源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保护私有财产，较少干预市场。市场是开放的，国民享有较高的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度。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提供私人产品。只要市场上某种私人产品不是垄断的，必然会在经营者之间展开竞争。只有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交期短的产品的经营者才能获得竞争的胜利，失败者将退出市场。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必须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简化企业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企业运作效率，降低产品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同时要提高私人产品的质量，快捷地满足顾客的需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政府控制着资源，掌握着资源的配置权力。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在他们自己内部人中间进行，只有内部人才具有资源的配置权力，剥夺了大多数国民进入市场的权力。同时，政府消灭了市场，废除了市场竞争。这样，企业经营者既没有经营能力，也没有竞争压力。企业就不可能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不可能降低产品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可能保证私人产品的质量，快捷地满足顾客的需求。

  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高，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达成国民收入高、生活质量好、寿命长的人类发展的结果指标。

  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低，所以他们的技术进步慢，企业生产效率低，致使国民的收入低、生活质量差、寿命短。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共有十项指标：贸易政策、政府财政负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与金融状况、工资和物价、产权、行业监管及黑市交易活动。每一项指标都是从1到5，代表该项指标的自由程度由高到低。

    这十项评分累计后平均得分就是该经济体的自由化指数。依据得分情况，各个经济体被归为 “自由经济体”、“比较自由经济体”、“比较受压制的经济体”和“受压制经济体”。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韩国在180国中经济自由度排行第30。朝鲜排名倒数第一。朝鲜是世界上中央集权色彩最浓、最封闭的市场，列为受压制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排名第10。中国大陆排名第100，列为比较受压制经济体。

      政治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是指国民参与国家政治，享有的政治权利和选举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的程度。政治自由度是国际评价国家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政治自由度反映了民主制度状况，与国家发达程度有正相关性。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义务教育等。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例如所有制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公共产品是纳税人必须购买的产品。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以税支付。税是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包括支付给政府维持其运转的行政管理费用)。由于税收是有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只有让能力高的人或组织来配置税收，税收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

  在民主制度国家，政府官员是选举产生的。国民享有较高的自由选择、自由竞争的政治自由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选举，提供公共产品。只要公共产品不为个人（君主或独裁者）或少数人（某一政党）所垄断，必然会在竞选者之间展开竞争。只有提供公共产品质量好并且税收低的竞选者才能够获得竞选的胜利，成为执政者。竞选迫使政府必须有效地配置税收，简化政府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高政府运作效率，降低公共产品成本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从而做到降低税收。

   在君主制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政治自由度低下，没有的自由选择、自由竞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政府垄断了政府权力，消灭了竞选，政府官员的选择在他们自己内部人中间进行，剥夺了大多数国民进入政府的权利。这样，政府官员既没有提供好的公共产品的能力，也没有竞选的压力。政府官员就不可能有效地配置税收，不可能简化政府运作流程和组织结构，致使政府运作效率低下，公共产品成本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高，从而税收高。

  民主制度国家的政治自由度高，通过竞选，使得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质量好并且税收低的竞选者成为执政者，因此能够提供质量好的医疗、教育、福利、卫生、法制、防止污染等公共产品。国民的生存环境质量好，必将提高“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人类发展的结果指标。

  由于实行君主制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度低，执政者是不需要通过竞选的内部人。他们不可能提供质量好的医疗、教育、福利、卫生、法制、防治污染等公共产品。国民的生存环境质量低下，必将降低“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人类发展的结果指标。

  美国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调查主要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来判定国家政治自由度，分为“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国家。

  根据自由之家《2020年全球自由度調查報告》，南韓得分83分，是自由国家。朝鲜仅得3分，倒数第二，列为不自由的国家。中国台湾地区得分93分，是自由地区。中国大陆仅得10分，名列不自由国家

      自由是发达国家的核心成因

      自由是个人选择的权利。发达国家的核心成因是自由。

   国民享有经济自由，亦即经济选择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创业或从事某种职业，发挥自己的能力，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国民收入高，心情好，生活质量好，益于延长寿命。

   国民享有政治自由，亦即政治选择权利，可以自由地竞选或选择镇、县、市、省和中央政府官员，使得那些能够提供质量好的公共产品的官员执政，进而获得好的医疗、教育、福利、卫生、法制、防治污染的生存环境。国民教育水平高、生活质量好，益于延长生命。

 自由是对国民权利的伸张，也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正如阿克顿所言，自由本身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 （阿克顿《自由史论》）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就是人类发展指数结果指标：“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

  阿克顿说过，自由是一个成熟民族的精美成果（阿克顿《自由史论》）。没有自由就不会有成熟的发达国家

    从经济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两个角度来看，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非常遥远。

  通过分析经济自由度，能够评判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根据提高经济自由度的内在标准和要求，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找到合理的评价和改进方法，加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分析政治自由度，能够评判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根据提高政治自由度的内在标准和要求，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找到合理的评价和改进方法，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指标的时间决定着中国何时才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中学时期，张桐硕和他的同班同学曾经追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三十多岁的地理老师轻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希望你们能见证这一天。”

    90后的你们要比你们的老师幸运。笔者相信，你们这一辈肯定会见到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一天。

     2020年4月25日写于温哥华